引言
利率传导渠道与不同年龄户主家庭消费结构有什么关系？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1.消费结构与日本货币*策有效性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货币*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因户主年龄而异，即以改变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为主的常规性货币*策和以增加经常账户余额为主的非常规货币*策对25~64岁中青年家庭消费的调控作用较强，而对65岁及以上老年家庭的调控作用偏弱，这说明老龄化确实是推动日本货币*策效力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鉴于不同年龄户主的家庭消费结构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故十分关键的问题是：从消费结构上看，货币*策有效性是否也会因户主年龄而异？
研究表明—年二人及以上家庭按户主年龄呈现的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可以看出：第一，家庭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年龄结构特征，相较而言，4岁以下家庭往往在饮食、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消费方面支出较少，而在交通通信和住房方面的支出较多；5~64岁中年家庭消费倾向于饮食、服装鞋类、交通通信、教育和其他消费，但对住房和保健医疗的需求偏低；65岁及以上老年家庭则更偏好饮食、光热水电、保健医疗和其他消费，但对住房、教育和交通通信的支出较少。
2.对日本货币*策效果的直观预测
虽然上述分析表明老龄化确实是推动日本货币*策效果弱化的原因之一，但尚未回答的问题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日本货币*策效果未来将沿着怎样的轨迹进行演变？为此，本部分将借助日本人口问题和社会保障研究所公布的家庭数量数据作简单预测。该组织曾在年、年、年、年和8年对0—0年、5—年、—年、0—年和5—年的家庭数量进行过预测，且每次预测均对前次预测数据做了大幅修正，表明日本人口变迁进程明显快于预期。
到年，65岁以上户主家庭数量相较5年将继续攀升，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和85岁以上户主家庭比例预计会达到10.9%、9.%、8.0%、6.6%和9.4%，只占家庭总数的44.18%，这表明未来随着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继续向老龄化和高龄化发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货币*策效果恐难有起色。
.消费驱动型产业结构变迁对利率传导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年龄户主家庭消费不仅存在结构差异，而且这些支出对货币*策冲击的响应也有所区别。承接此结论，本部分进一步将研究视野从微观家庭延伸到中观产业。提出的问题是：第一，个体消费组合的生命周期特征能否随老龄化程度加深而引发产业结构变迁？第二，货币*策利率传导在不同产业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还能通过产业结构变迁这一间接机制对利率传导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货币*策利率传导在制造业部门更有效，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牵引产业结构由制造业部门向非制造业部门转移，利率传导有效性开始下降。
4.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变迁
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一般在住房、医疗保健、旅游休闲和水电汽等方面的消费会增加，而在饮食、服装、家用器材和交通上的支出则会减少，这种需求变化最终会驱动结构转型。Fougèreetal.估算表明，人口变迁触发的需求转移将导致加拿大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年4.8%提高到0年7.0%，相较之下，教育、建筑、制造和批发零售业的比重同期内则会下降.%。
Brembilla在一个考虑人力资本积累的多产品世代交叠模型中考察了人口变迁影响结构转型的两种机制：第一，由于中青年和老年人的消费组合有较大差别，即前者偏爱普通商品，而后者偏爱服务，意味着老龄化会牵引需求结构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第二，随着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也促使个体将资源从年轻阶段逐渐向老年阶段分配，从而加快了需求结构转移。可见，人口变迁将使需求结构的生命周期特征累积放大，并可能引发劳动和生产在制造业部门与非制造业部门间的重新分配。
日本产业结构变迁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资产规模和雇员数量角度展示了该过程。第一，从资产规模看，—年，日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资产积累速度极为缓慢，但前者速度快于后者，引起制造业比重小幅攀升，—4年，随着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阶段，两部门资产余额均出现大幅增长，但非制造业增幅快于制造业，导致二者资产所占比重由期初的50%、50%变化为期末的69%、1%，5年以后，两部门资产积累速度再次放缓，特别是制造业放缓迹象非常显著；
第二，从雇员数量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间的结构变迁更为明显，—年，虽然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增速缓慢，但在比例上仍领先于非制造业，年后，非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进一步提升，而制造业却止步不前，甚至在年后开始下降，截止年，两部门的雇员数量占比基本稳定在25%和75%。除资产规模和雇员数量外，日本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间的部门差异还体现在总产值、产品销售额、资本存量和投资额等方面，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5.实证结果分析
针对非平稳协整面板，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失效，一般采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但考虑到D-OLS估计量比FM-OLS估计量偏差更小，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故本文主要以D-OLS估计结果作为判断依据，同时辅之以FM-OLS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滞后期和领先期根据AIC准则自动确定。从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系数均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的长期影响为负，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具体地，当其他条件不变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增加1%，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就下降0.5%~0.5%。
意味着长期来看，人均收入、技术进步与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收入水平和生产技术较低时，增加收入、加快技术进步会促进制造业部门就业，但当收入水平和生产技术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制造业部门就业反而会下降。从进一步人口老龄化影响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的估计结果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老年人比例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老年人比例提高长期内会促进非制造业部门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率提高1.0%，会导致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增加约1.1%。
第二，人均收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水平提高长期内对非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影响为正，系数在D-OLS估计方法下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意味着技术进步对非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影响尚不明显。至此，综上以上分析，本文可得出如下判断，即老年人比例增加长期内会降低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同时提高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即人口老龄化正推动日本劳动力逐渐向非制造业部门集中。该结论与诸多文献的发现基本一致，如Thieen，Siliverstovsetal.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对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采掘业就业份额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而对社区、社会、个人服务以及金融业就业份额能产生积极影响。
Cravinoetal.采用20个发达国家—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份额与就业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各国农业和制造业部门产值份额与就业份额不断下降，而服务业部门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却逐渐攀升，而且该因素约占美国服务业份额增幅的五分之一。汪伟等、逯进等以年以来1个省份为样本，发现人口老龄化总体上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