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结构（一）主食。主食可能有黍、稷等。本时期这一地区墓葬出土有簋、簠、敦等，根据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簋，黍稷器也。”簠，据《周礼·秋官·掌客》记载：“簠十。”郑玄注：“簠，稻梁器也。”
簠可能专门用于盛放稻梁。敦，作为黍稷器用。晋陕*河东岸属于北方*河流域地区，气候与土壤均适合种植耐旱型作物，黍、稷属于旱地作物，这与当地气候条件十分贴合，而稻梁的生长环境需要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因此该地区不适合种植稻。
据研究，春秋时期我国普遍暖和，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常出现只在亚热带地区才出现的植物，如竹子、梅林等。加上这一时期文献《诗经》中常提到黍、稷等农作物，那么可以确定春秋时期*河流域种植黍、稷等农作物。此外，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晋陕*河东岸的吉县州川河流域考古调查浮选，也证明了该地区春秋时期已有了黍的存在。因此我们推断该地区主食很可能为黍、稷。
（二）肉食。肉食可能有羊、鱼、鸡。从乡宁县嘉父山墓地出土的鼎内装有羊、鱼等残骸。铜鼎主要是作炊器或盛食器用，一般用作煮、盛肉食或肉汤；从隰县瓦窑坡M35墓坑中出土的陶鬲中发现有鸡骨，且器身有较厚的烟炱，说明此陶鬲为实用器，且这些遗物的发现，可以证明该地区人民肉食谱中有羊、鱼、鸡肉。
此外，从该地区墓葬遗址中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豆，而豆有盛放肉食的功用，这证明此地民族有食肉的风俗。在《山西乡宁内阳垣遗址先民食物结构分析》一文中，工作者运用人类学研究中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法，对这一地区出土的先民骨骼进行检测，发现N稳定同位素比值大于或等于9%的占多数，这说明此地以肉食为主食的先民居多。
《分析》中还指出，乡宁县内阳垣遗址中的大、中、小型墓三种规格墓葬，大中型墓葬墓主为较高等级先民，小型墓葬墓主为较低等级先民。研究发现，大型墓葬墓主比小型墓葬墓主摄入更多的黍、粟类食物，但无论是大型墓葬墓主还是小型墓葬墓主，他们都摄入了大量的肉食。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里的先民主要以食肉为主，辅之以植物性食物。内阳垣位于吕梁山南侧，正好位于北方草原南下中原的通道，因此这里的先民生活习俗必然会表现出中原晋文化和北方文化双重的行为。
（三）饮用品。饮用品主要有水和酒。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之一，《礼记·乡饮酒礼》言：“尊有玄酒，贵其质也。”这里的“玄酒”指的就是水。酒，同样是此地民族的饮品，从离石区阳石村墓葬M12、M13出土的器物组合中发现有陶壶与陶匜，匜，本用作沃盥器，但是到了东周时期，已有了酒器的功用。
春秋时期鲁国大司徒元盂铭文“鲁大司徒元乍饮盂……”当中就把匜称作“饮盂”；同时《礼记·内则》言：“敦牟卮匜，非馂莫致用”，郑玄注：“馂乃用之……卮、匜酒浆器；敦、牟黍稷器也。”阳石村墓葬中发现的陶壶与陶匜的组合出现，正好印证了此时期匜也和壶一样作为酒器使用。这就说明春秋时期该地区住民有饮酒的习惯。
饮食器具。从出土的器物材质来看，饮食器具主要有铜器和陶器；从功用来看，分为煮食器、盛食器、酒器、盛水器等。煮食器有鼎、鬲、甗、簋；盛食器有簋、簠、豆、敦、等；酒器有杯、壶、斗、匜等。
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饮食器皆为实用器，不是陪葬用的明器。这其中乡宁县嘉父山墓地出土铜器有，铜鼎5件、其中两只鼎内分别放羊、鱼，另有两件三足圆鼎底部有烟炱，为实用器，铜簋2件、铜甗1件、铜匜2件，陶器有，陶鬲2件；
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铜器有，铜鼎11件、铜簋2件、铜鬲3件、铜簠2件、铜敦1件、铜甗1件、铜匜2件、铜豆1件、铜斗1件；M35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鬲，器身表面有较厚的烟炱，为实用器；离石区阳石村墓地主要出土陶器，有陶鼎8件、陶鬲1件、陶壶7件、陶豆10件、陶匜3件。
从出土的食器与酒器的多少对比来看，食器数量略多于酒器，酒器占比略少于食器，但是比重相差不大，当地民族对于饮酒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综上所述，春秋时期晋陕*河东岸民族的饮食文化，通过出土遗物及其功用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
首先该地区饮食选择上，主食主要是黍、稷之类的耐旱谷物，地处*河沿岸且属于北方旱地作物带，这也符合黍、稷的生长；其次是肉食，从出土的动物残骸看，肉食主要有鱼、羊、鸡等，此地的狄族可能以肉食为主食；最后是饮品，墓葬发掘的酒器占比接近一半，这说明该地区住民对于酒的喜爱程度不小，因此饮品极有可能是酒。
丧葬文化。春秋时期晋陕*河东岸的文化，根据乡宁县嘉父山墓地、乡宁县内阳垣墓地、隰县瓦窑坡墓地、离石区阳石村墓地五处墓地的发掘情况，分别从墓葬形制、墓向及葬式两方面论述。
一、墓葬形制墓葬形制上，皆为竖穴土坑墓。从墓口大小的统计来看，显然口底同大的墓葬占大多数，为67%。其中嘉父山、内阳垣和瓦窑坡墓葬以口底同大为主，墓壁皆平直，阳石村墓地有5座墓口大于墓底，1座墓口与墓底等大。
此外，内阳垣墓葬M11墓坑北壁上发现有壁龛一处，这也是四处墓地发现壁龛的唯一一处。葬具上，主要是为一棺一椁葬居多，为65处，占62%；单棺葬居次，为26处，占比25%，且只在内阳垣墓地出现；两棺一椁葬12处，占比12%，四处墓地皆有；无葬具的现象很少，只占一处。综合四处墓地，葬具主要集中在一棺一椁和两棺一椁之间，单棺葬为内阳垣特有的葬具。
综合四处墓葬形制，墓坑为竖穴，且绝大部分有葬具，墓葬口底同大者10座，墓口大于墓底者5座。从乡宁县内阳垣墓地的综合分析发现，墓室面积与葬具的规格成正比，即体现了墓室面积越大墓葬规格越高的特点，这可以推测出墓葬等级也随着墓室面积的增大而增大。
乡宁县嘉父山墓葬M4中棺椁之间的西北角发现有马腿骨和下肋骨，隰县瓦窑坡铜器墓M30的墓内填土中发现有兽骨，这种墓中有殉牲的情况一般是狄人的墓葬习俗。杨建华先生把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东周文化遗存分为两种，其中第一种大致“从关中到陕北向东越过太行山到达滹沱河和桑干河流域,横亘于中国北方地带，年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呈不断东迁的趋势。”
显然，这一文化遗存符合白狄的文化变迁趋势，原平峙峪的东周陶器墓中同样出现了殉马的情况下，这正是属于第一文化遗存范围内。因此，同处于同一文化遗存范围的隰县瓦窑坡墓葬M30与乡宁县嘉父山墓葬M4中都发现殉牲的现象，说明以上两处墓葬极有可能是白狄墓，且殉马一般是比较富有的墓，也是等级的象征，这表明嘉父山M4墓葬主人应该属于狄人中的贵族等级。
此外，乡宁县内阳垣墓葬M11墓坑北壁发现有一处壁龛，壁龛也是戎狄的墓葬习俗。单从内阳垣墓地墓葬形制来看，似为一处晋国“邦墓”，根据一棺一椁葬的数量和等级，推断墓主当为“士”一级贵族。
但同时期的内阳垣墓葬M92中出土有北方民族风格的铜耳环、铜镜和海贝项饰等随葬品，墓葬中既有代表中原晋文化的习俗，又有北方民族风俗，证明这一墓地极有可能是吸收了中原文化后还保留了一定本民族特的戎狄族，虽然表现出融合中原文化的趋势，但是依然显示出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风格。这种现象也符合《国语》和《左传》记载的晋与戎狄数次交兵的记载。
二、墓向及葬式。墓向上，主要以墓主的头向为判别依据，共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东向在45°-°范围内，西向在°-°范围内，南向在°-°范围内，北向在°-45°范围内。墓葬北向最多，这其中嘉父山、内阳垣和瓦窑坡墓葬方向全部为北向，阳石村墓葬除M4方向向西之外，皆北向。
从墓向上看，北向为主要方向，共有18座墓葬，占比95%；西向只有1处，未发现南向墓，东西向更是未见。这样的墓葬习俗符合中原晋文化墓葬习俗，偶尔出现的西向墓葬，可能显示了当地人群固有的墓葬习俗，但是从中反映出的当地融入晋文化习俗的趋势是在不断加强的。
这其中，俯身直肢葬为乡宁县内阳垣墓葬M11和M92，内阳垣墓葬M11和M92皆为单棺，M11墓内北壁上有一壁龛，M92出土的随葬品中有铜耳环、海贝项饰、铜镜、刀鞘等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器物，从这些出土细节来看，这是一处带有的戎狄文化的墓葬。
《左传》与《国语》记载这一时期的乡宁、吉县为狄人生活的地方，从墓葬出土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墓中同时出土的带有明显晋文化风格的随葬品，更显示了晋国与狄人的长期往来形成的文化融合。单从葬式上看，仰身直肢葬占主要部分，仰身直肢葬为东周时期*河中下游地区典型葬式，这也符合中原晋式墓葬特点。
关于屈肢葬，春秋时期晋国西北部分布着大量戎狄之族，且晋西部与秦接壤，在常年的战争与交流过程中势必会形成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这样西北民族独特的葬式也会逐渐传入华夏，所以从同时期的侯马上马墓地与曲村墓地都发现有屈肢葬的现象，这就进一步验证了屈肢葬是流行于西北民族的说法。
关于俯身葬，商代的俯身葬数量明显要多于周代，到了周代几乎很难见到俯身葬，不过陕西长武碾子坡墓地的发掘发现，这里男性普遍采用俯身葬，女性普遍采用仰身葬，该地区属于周文化发源之地，这种葬法可能还保留着先周男女不同葬式的特色。
结语
而临猗程村墓葬M的墓主人也为女性，但是其葬式采用俯身葬，这又与先周的葬俗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此时本地区俯身葬的出现只是墓主特定的习俗，并不能说明某种文化的影响。总的来说，本地区墓葬葬式基本符合晋文化墓葬习俗，说明本地区在春秋时期晋文化已经深入到这一地区，且本地区对晋文化的吸收已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