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四川日报
5月18日，以“博物馆的力量——宋代石刻里的人间烟火”为主题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亮相，专家学者为观众在线导览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感受宋代衣食住行。民俗读本《泸县石刻——漫画中国清明上河图》同步面世。
在四川南部以及邻近地区，有一系列石刻艺术瑰宝：乐山大佛、荣县大佛、安岳石刻、大足石刻……泸县宋代石刻，也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们以丰富的实物资料，绘出一幅宋代社会生活画卷，兼具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
年初，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展陈面积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余件，其中珍贵文物件，包括一级文物件、二级文物件、三级文物件，尤以宋代石刻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技艺精湛，成为展陈的主题和重点。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打捞这座川南小城的宋代风华。□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余如波社会经济文化发达造就中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在玉蟾山麓温泉度假区，一片绿树环抱、依山傍水的景致中，坐落着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博物馆分四层，内部空间划分为展陈区、藏品保管区、文物修复区、学术研究区等八大功能区。据馆长梁杨介绍，博物馆常设展览有《天赐泸县》《地下天国》《梦回南宋》《石韵悠远》四部分，展出文物余件，并不断推出高水平临展、特展。
走进博物馆正门，迎面而来便是博物馆镇馆之宝“高浮雕青龙石刻”，长厘米、宽66厘米、厚17厘米。龙头回首朝向龙尾，龙眼圆睁，嘴张开，露出牙齿；龙身细长，刻满鳞甲，背呈脊椎状；四足粗壮有力，踏于祥云之上；左侧后足处刻有一枚火焰宝珠……丰富的细节，让青龙形象生动，呼之欲出。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副馆长徐朝纲说，该石刻年出土于泸县牛滩镇，造型生动，表现了龙的灵性与力量。
步入主展区，一个石刻艺术的世界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根据石刻画面、造型内容的不同，博物馆展品大致可分为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内的“四灵”，以及武士、侍仆、伎乐和其他门类。
如此规模的宋代石刻艺术精品，究竟从何而来？这与当时泸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息息相关。徐朝纲说，在宋代，泸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地处川、滇、黔交会处，泸县成为益州、梓州、夔州三路及大理之间的交通枢纽。南宋中前期，包括泸州在内的蜀地战乱较少，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当时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公元年）以前，全国诸州商税岁额十万贯以上的城市只有26个，泸州名列其中，证明泸州商贸繁荣在全国已有一席之地。而在政治上，宋徽宗在诏书中公开宣称，泸州乃是“西南要会”，担负着“控制一路”的重任。这样的地位维系到宋蒙战争时期。
此种情况，使得官绅和富庶之家显著增加，建造墓葬和墓内雕凿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宋墓在泸县各镇（街道）均有分布，宋墓群总数达处，墓葬多达座，其中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9处。
“其中大量石刻都堪称艺术品，人物、花卉、灵兽、几何图案等线条流畅，多为高浮雕，也有浅浮雕。”徐朝纲说。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林也认为，泸县宋代石刻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价值之高、题材之丰富、作品之珍贵、工艺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是中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对于宋代石刻的保护和利用，泸县同样重视。从年起，当地先后投入约1.5亿元建设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于年建成开放，通过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传播泸县历史文化。石头上的《清明上河图》绘出宋代泸县的“美好生活”
唐林说，泸县宋代石刻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可以说是一座“地下城”。学界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要研究宋代的社会生活，“北宋看开封，南宋看杭州，民间看泸县。”
“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领先的。”徐朝纲说，随着宋王朝中心的南移，泸州发展成为商业中心之一，内容丰富的泸县宋代石刻，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情况，充分展示了当时的物质文明。
例如，泸州盛产美酒，在宋代即是著名的酒城，泸县宋代石刻有多件反映酒业生产和酒文化。在“持注子女侍石刻”中，有一桌、一椅、一女侍仆，女子身穿圆领长裙，手上拿着酒壶站立于桌椅旁，表现了宋人准备饮酒就餐的场景。
侍仆类石刻在泸县大量出土，则是经济发达在社会层面的一种表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肖卫东等人所著《泸县宋代墓葬石刻艺术》介绍，这类石刻主要包括侍洗妆、侍饮食、侍坐以及侍出行等几类，男女老少均有，大多以洗漱面盆、面巾、化妆盒、梳妆镜等为主要道具，形象生动，观之如有身临其境、呼之欲出之感。
“泸县宋代石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足以反映宋代繁荣活跃的商品经济和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认为，其中的瓦肆、勾栏，便是十分宝贵的实物型史料，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宋代的“勾栏”相当于现在的戏院、戏台，是供民间艺人表演的场所。据徐朝纲介绍，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有两件表现勾栏表演形式的石刻，真实还原了伎乐者和舞者们的绰约身形。
在众多泸县宋代石刻中，伎乐成为重要的门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写有“初为霓裳后六幺”，让不少人对与“霓裳羽衣舞”并列出现的“六幺舞”深感兴趣。泸县出土的两件“男乐官石刻”，表现了两个男舞伎正在扭动腰肢，有专家推断即为唐代流行并延续到宋代、从宫廷流行到民间的“六幺舞”。
泸县宋代石刻中，还有不少今天日常生活中已十分罕见的民俗物件。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达，以及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同时，也为现代学者对古代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
“交椅”出行就是一例。泸县出土的一件高浮雕扛椅男侍石刻中，一名男子站在门口，重心向右，身体后仰，肩扛椅面，双肘弯曲托住交椅底部。在《水浒传》中，“交椅”通常为山寨头领所坐，宋江坐的就是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实际上，“交椅”便是当时的“折叠椅”，收张自如、轻便易携，还可用于倚靠。
石刻中还反映了男性戴花习俗。其实，男性戴花现象唐代已有，但在宋代蔚然成风。泸县石刻出现簪花男性，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也说明《水浒传》中描写杨雄、燕青、蔡庆等梁山好汉戴花，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如实再现。《营造法式》《武经总要》……这里有宋代典籍的“石刻例证”
宋代泸县工匠利用冰冷的石头，营造出一座座地下豪宅，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泸县宋代石刻为当时的一些文献提供了实物证据，是埋藏于地下的《营造法式》《武经总要》和《宣和画谱》。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徐朝纲表示，《营造法式》所讲的一些内容，可以在泸县宋代石刻找到例证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例如，泸县宋墓的构造原理、造型特征等，都严格按照宋代特定法式，涵盖了当时建筑中的石作、木作等工种，堪称宋代民居建筑的“地下版本”。此外，泸县宋代石刻用石材取代传统建筑的木、竹、砖、泥等材料，锯、刨、烧、绘等手法达到的效果只能通过雕凿来完成，这无疑加大了工艺难度和工程量。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馆藏中，就有不少建筑构件，如仿木结构装饰的斗拱、门等。其中一件高浮雕梁拱石刻，长达厘米、宽78厘米，正面雕刻一飞天，双手捧荷叶，中间有一只乌龟，上方为浮雕仿木结构的斗拱装饰。
《武经总要》成书于宋代，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泸县出土了大量武士造像石刻，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宋军将士的军戎装备，如同一部详实的图解版《武经总要》。“他们身披铠甲，手执兵刃，全副武装。人物的动态、表情、衣甲、服饰精雕细刻，形象栩栩如生，异常精美。”徐朝纲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件女武士石刻造像。她们脸庞丰腴，柳眉杏眼，身着戎装，手执兵器，面部表情刚烈，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感。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春新曾专程到泸县研究，他认为有3个女武士头戴典型的钹笠帽，铠甲上罩着名为“质孙服”的紧身短袍，脚上穿着鹅顶靴，是不折不扣的蒙古武士装束。
宋人喜欢养花鸟、赏花鸟、画花鸟，其审美风格直接体现在绘画上，当时也有系统整理宫廷藏画的《宣和画谱》。泸县宋代石刻中的装饰性雕刻，有不少完全可以独立成幅。徐朝纲介绍，其中花卉有牡丹、荷花、菊花、芙蓉、月季等，禽鸟类有凤凰、孔雀、仙鹤等，以及部分兽类，手法以浅浮雕、线雕为主。
年出土的一件浅浮雕折枝花卉石刻，图案中共有6片宽大的花叶，叶脉清晰可见，其间雕刻两朵盛开的花朵，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另一件高浮雕荷花石刻，展现了采摘后用丝带系扎的状态，呈现出人为修饰的美感。
如今，经过历史风雨洗礼，泸县宋代石刻呈现的历史篇章，重新点亮现代人的眼睛，其保护开发利用也正在开启新潮流。泸县将每年5月18日所在周，设立为“泸县宋代石刻艺术文化宣传周”。今年3月，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还发行了4款石刻白虎系列NFT数字藏品，让大众更好地领略宋代石刻的文化魅力。